2月27日，河南郑州，六旬的农妇赵刘枝拿着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《国家赔偿决定书》既高兴又难过。高兴的是法院承认了判了冤案给予赔偿28万，难过的是这个赔偿数额与她的想法有差距……

​​​一、占地建塔或赔偿

事情还得从2013年3月份说起，当时河南送变电工程公司正在建设500千伏开封西变220千伏送出线路工程。线路途径中牟县狼城岗镇瓦坡村，需要搭建38号高压线铁塔。铁塔位置正好处在村民赵刘枝和程相奎两家耕地上，一共需占用约0.27亩。

施工方在还没有取得两家协商一致的情况下，便开始了材料进场施工。赵刘枝知道后，便赶到施工现场，制止施工。

施工负责人告诉她，钱已经给了村委会。赵又找到村支书，村支书曹西海让她不要阻止施工，钱找他拿。

至当年底，工程完工了，两家还是没拿到钱，便找到村支书。曹西海答应分别给赵、程两家6万、5万。2014年2月至3月，两家的钱分别都到账了。占地建塔一事到此也本该告一段落。

二、赔偿款变敲诈勒索款，被羁押642天

拿到钱，过了一年多，到2015年4月上旬的一天，赵刘枝与程相奎两人却被警方突然带走。这一带走，二人就没有再回来，之后被以涉嫌敲诈勒索逮捕。至2017年1月10日被取保候审，一共被羁押642天。

而报案的人正是当时的工程项目协调部负责人刘小伟，也正是这个人给赵、程二人打的钱款。

按照刘小伟的说法，当时赵、程二人要求赔偿26万，并阻挠施工。特别是赵刘枝多次阻挠施工。当地镇政府协调未果，为了施工进度，项目部请村支书曹西海协调，最后分别赔偿6万元、5万。

之所以时隔一年才报案，施工单位的解释是项目结束后账目一直未结清，后期在审计时发现项目支出了这两笔款项，产生了支出不合理。因此，又提起报案。

​​​​​三、3次一审3次二审1次再审，终获平反

被羁押了一年多之后，在2016年6月，赵、程二人被郑州市中牟县检察院以”敲诈勒索罪“提起公诉。

县检察院认为：高压铁塔永久占用赵、程两家土地共0.27亩，按国家标准，两家应得补偿一共10260元。但赵、程两人以赔偿太少为由，多次组织施工，强行索要11万元。因而二人构成敲诈勒索罪。

2016年7月，一审判决二人罪名成立，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一个月和三年有期徒刑，并分别处罚金3000元和2000元。

二人不服，提起上诉，郑州中院发回重审。 2016年9月，中牟县法院重新审理，仍旧认定二人构成犯罪，但免予刑事处罚。

二人依旧不服，继续提出上诉。郑州中院二审再次发回重审。6年时间，经过3次一审阶段、3次二审阶段，最后一次二审又改变罪名，以“寻衅滋事罪”将二人定罪。至2021年10月，郑州中院再审，认为二人阻挠施工是为维权、且情节轻微，危害不大，不认定犯罪。赵、刘二人的罪名得以洗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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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冤案平反申请国家赔偿

拿到了无罪判决书，赵刘二人向法院递交了《国家赔偿申请书》，要求法院为错误裁判，错误羁押进行国家赔偿人身自由赔偿金、医疗费、营养费、伙食补助费、护理费、后续治疗费、精神损害抚慰金、申诉费用等共计270万元。

最终法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，赔偿其人身自由赔偿金23.9万余元、精神损害抚慰金4万元，共计近28万元。

这一结果让赵刘枝表示不能接受，并向上级法院提起申诉。

​​​五、罪成与否的法律分析

（一）赵、程二人先前被追究的罪名是“敲诈勒索”，即司法机关认为其取得的6万元、5万元远高于实际应当的赔偿，并且是因为严重阻挠施工，据此进行敲诈所得。

关于"敲诈勒索罪”，《刑法》如是定义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对被害人采取恐吓、威胁或要挟的方法，迫使被害人交出公私财物，进而非法占有的行为。

从犯罪构成上来说，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有非法占有的目的，客观上采取了恐吓、威胁、等方法，客体上导致了较大数额的公私财物被非法占有。

回到本案，之前多次判决认定赵刘枝构成犯罪的主要理由是：占地0.27亩，按照当地的说法只应赔偿10260，赵、程二人不满足，采取了阻挠施工的方式索要更多赔偿。施工单位为工期，妥协给了二人共计11万的赔偿。

据此认为，二人是以延误施工、阻挠施工来威胁施工方，进而非法占有更多的赔偿款。

从这个过程来分析，赵、程二人是否符合敲诈勒索的犯罪构成：

首先，从主观上看，作为农民，土地被占用，希望获得赔偿，这是其合法合理的正当想法。

至于赔偿标准问题，作为普通人，希望多赔偿一点是一种正常的维权诉求。不能因此，就认定二人是为了非法占有。

要把这种“适度”超过标准的维权行为，与社会上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“敲诈勒索”区别开来。

关于赔偿数额“较大”的问题，因为赔偿标准本身就是一个并非严格的确定的数字，至于实际赔偿金额，是双方协商的结果。并且赵、程二人提供了临近村的补偿标准，相差并不大，足以说明二人并不是完全无理取闹，就是纯粹地为了多讹钱。

其次，从客观方面来看，赵、程二人仅仅是到工地上为赔偿一事进行理论。施工单位在没有达成赔偿一致意见的情况下，擅自占用土地施工，本身就有错在前。

最终是施工单位委托村支书与赵、程二人协商，达成的赔偿协议，并不存在严重的恐吓、威胁等行为，二人到工地一定限度地阻挠施工，进行维权的行为并未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。

（二）最后一次二审又被追究“寻衅滋事罪”，是否构成呢？

按照《刑法》对寻衅滋事罪的定义，主要表现为：随意殴打、骚扰他人或任意损毁、占用公私财物，或者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，严重破坏社会秩序。

这一罪名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是为了“寻求刺激、发泄情绪、逞强耍横等，无事生非”，很显然赵、程二人并不是这样的目的，其目的只是为了获取土地被占用的补偿。

客观方面，该罪要求行为人有任意殴打、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或者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等行为。本案赵、程二人并没有此类行为。

客体方面，此罪要求造成公共秩序的严重破坏。从案件来看，即使赵、程二人采取了一定程度的阻挠施工，但还没有达到造成公共秩序严重破坏的程度。

综合来看，赵、程二人显然不构成“寻衅滋事罪”

（三）国家赔偿问题:二人提出了全面赔偿要求，针对赔偿，《国家赔偿法》作出了明确的规定，没有侵害生命健康的行为，就无需赔偿医药费、护理费、营养费等费用。

本案赵、程二人并没有造成生民健康权损害，故而按规定只能赔偿侵犯人身自由，以及因此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。

因此，赵、程二人要求的赔偿项目及金额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。

这是一个让人不能理解的案子，时隔一年才追责，六年六诉，两变罪名，就是为了认定赵、程够罪。最终，二人用坚持维权上诉的方式，为自己赢得了胜利。但又不得不让人反思：为何6年6审没有给当事人清白，如此简单的案情，为什么要等到7审才弄明白？